从1965年末至1966年5月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，中共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对《海瑞罢官》、“三家村”的批判，通过了“五一六通知”，还解除了“彭（真）、罗（瑞卿）、陆（定一）、杨（尚昆）”的职务。不过，行政权仍掌握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手中，他们有秩序地开展着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但从6月1日晚间以后，“文革”局势大变，首先从大专院校开始，群众由响应领导号召、听从指挥的角色，卷入向领导者造反的狂潮。而这一切皆源于一张大字报。

北大七名共产党员的大字报尖锐指责上级领导

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，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，贴出了以校党委委员、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（另六名是宋一秀、夏剑豸、杨克明、赵正义、高云鹏、李醒尘）署名的大字报：《宋硕、陆平、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？》。

被大字报严厉指责的这三个人，分别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、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及北大党委副书记。

大字报批判了“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”，“群众起来了，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”，“从理论上驳倒他们，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”，“北大不宜贴大字报”以及“加强领导，坚守岗位”等几个来自领导方面的观点和要求，然后指责说，宋硕等人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，“引导”群众不开大会，不出大字报，制造种种清规戒律，压制群众革命。

大字报上纲上线，用词激烈：“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”，“你们是什么人，搞的什么鬼”，“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，你们还想‘坚守岗位’来破坏文化大革命。告诉你们，螳螂挡不住车轮，蚍蜉撼不了大树。这是白日做梦”！大字报最后号召：“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、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”

几名共产党员将党内矛盾公开，贴出如此强烈指责上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干部的大字报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1957年“反右”期间，全国还没有出现过。因此，大字报一贴出，立即轰动全校。

当晚，陆平召开全校党员大会，强调内外有别，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。接着，召开校党委会。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、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，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、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，赶到北大，了解情况，开会研究。

午夜，在再次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，李雪峰讲话强调：“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。党内问题贴大字报，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，不要在外面张贴。要内外有别嘛。”不提倡写大字报，要有领导、有步骤，“党有党纪，国有国法”，“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，而是为了搞好革命”。

次日，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找聂元梓谈话，要聂“主动检查，把大字报撕下来”，聂表示拒绝。

毛泽东指示要见报要立即广播

6月1日中午，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。他没有给刘少奇，而是给康生打了电话，说：“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，意义超过巴黎公社。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。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，我看好得很！”又说：“对聂元梓的大字报，我决定立即广播。请你通知陈伯达，要在明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，同时要配社论，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。”